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变化，自北京帝制建都之后，地位大大提高了。虽然经历过民国时期的南京建都变成，但49之后又恢复了北京的首都地位。
天津则发生过多次的起起浮浮。从交通的水陆兼通和工业发展上都曾有过特殊的辉煌。但也在省会、非省会到直辖中有过多次变化。虽想与帝都争个平等地位，却在大树底下不长草中失落了。
帝都的四周则曾是狼烟弥漫的战场。屯兵于帝都，重点防御北方，有过千年历史。虽在清时不再以兵御疆。但备战备荒的主要对象仍在北方。改革后号称是同步发展，可北京周边仍有不少的贫困县。
当大树过多的吸取了土地的营养成分和遮拦了阳光时，大树下的其它竞争性植物就难以生存。只剩下好乘凉了。但想乘凉又如何竞争呢？
为了保证首都的发展利益，又一次以三地一体化的名义，准备掀起一个新的建设高潮。真是激动人心啊！
看完了这些宣传文件和纲要之后却无法让人高兴起来。
中国曾经高喊过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但为什么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无法打破的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徒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为限制人口的流动，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方式将农民捆在了土地上。改革后有了土地承包制和身份证，可以让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了城市。但户籍制度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农民身份。“农民工”代替了工人阶级。可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家庭仍然与土地挂勾。成为进城与上升通道中的一把钢锁。
每当看到“城乡一体化”和“京津冀一体化”时就在思考，如果不能将人权平等，将身份的痕迹区别彻底消除，又从何谈起一体化呢？
河北与天津的人民能平等分享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各种权利吗？能分享北京市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等的福利吗？
所谓的三地一体化，无非是将北京市不想要的产业、事业、经营与人口都从北京市挤出去，安排在河北与天津。让北京市仍可分享他们提供的服务与商品，但不承担他们可能对北京市产生的负担。
向周边地区甩包袱，以确保北京市最终严格控制人口总量的目标，似乎是所谓一体化的落脚点。
连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和纳税地点在通州的购房问题上都成为了不能一体化的障碍。河北与天津的人口又岂能一体化？
城市的集中度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也是城乡差别的选择。不承认这种差别和竞争，试图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强制性的推行一体化，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市场化的竞争必然会形成技术、资源、人才、创新能力的集中。必然会向最有利于这些资源综合匹配，效率最高的地区。目前就是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任何行政权力也无法改变这种流动与集中。经济规律是无法用行政权力改变的。
有人说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真的能均等化吗？能！但这要求整个社会都平均达到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连美、英、德、日这些发达国家都无法实现的目标，在中国日前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请问把五个手指分开还是把五个手指变成拳头打人更有力量？如果把北大、清华集中起来的优秀教师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教育落后的地区。那么是将整体的教育事业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把北京市的优秀医生都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落后地区。那么医疗的整体水平和科研力量会提高吗？
一体化和均等化的过程是有利于将资源与效率提高吗？仅仅是将产业与人才用权力重新进行分配吗？那么市场会同意吗？
当通州限制非户籍人口的进入时，能自行培养优秀人才吗？拒绝了优秀人才的进入，难道能有利于提高通州的整体发展吗？
当北京市为控制人口总量而加大了限制，有可能只引进优秀人才吗？你怎么知道谁可能成为优秀的创新创业者或中央委员呢？
当城市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农村时，当北京市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河北与天津时，又如何让民众不去争取获得高收入的就业呢？
中国有38%农民从事农业就业，但只有9.5%的GDP。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贫富差别的根源。如果不能用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又如何消除贫富差别？
世界各国都同样遇到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但没有一个是用行政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城市化的。都是用市场化的方法和允许民众自由选择的方式处理的。反而让城市中的人群能和谐的相处，让城市的效率提高了。
中国的土地非私有和土地资源非市场化配置，也是人群、产业、资本、人才和公共资源不得不向城市集中的原因之一。
当中国已经从完全公有，变为允许一部分私有的改革多年之后，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有产者。更多的人都在努力奋斗希望成为有产者。那么财产、资产的配置则是有产者决定的。而非权力决定的。如果权力限制了有产者资产的自由配置，他们就只好向境外转移了。
当权力无法限制这些资产向境外转移配置时，又如何在境内能有效限制自由配置呢？
河北落后的地区也许会认为那些被北京市淘汰了的产业，对他们而言也是先进的。在北京认为是高能耗和污染的产业，也许比农业会有更高的收入。
但是在先进地区有可能降耗和减污，还是在落后地区有可能降耗和减污呢？这种转移是对社会和自然更负责任还是推卸责任呢？
或许最终的目标不是三地一体化，而仅是北京市最优化。但结果却未必是行政权力所能决定的。
今天移动通信才取消了三地的漫游通话费。但还有多少没有取消的限制措施？如非北京市的车牌能随便进京吗？为什么北京市可以限制，津冀就不能限制呢？又何来的一体化？
当小农社会以社群为主体的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时，个人就变成生产与生活的主体。一个地区或城市，甚至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在于以个体为主的创新能力，及创新的深度与广度所决定。而非权力所决定。
当任何行政主张限制和禁止了个体的创新能力与选择的环境时，都必然的削弱了创新的精神和发展。也必然有害于整体的经济。
无论北京及周边的条件是否适合人口的居住与发展，这种所谓一体化的道路都并不符合市场化的进程。再靠行政权力去安排经济发展布局的调整最终都将是失败的。
——任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