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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在东三环瑞辰国际中心的办公室里，王功权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穿着那件近期频频出镜的黑色衬衣，在狭窄的办公室走廊，他非常配合地按照摄影记者的要求，摆着姿势。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里，他不避讳地谈论每一个尖锐的问题。虽然他说，以他这样的年龄会很尴尬，但他仍愿意展现真实的自己。
相反，他认为现在的创投界很不真实，股市暴跌只是将风投拉回正常水准，而目前创业板的企业，未来会死掉一半。
至于他这次创业的内容，竟然是圆自己的梦，做一个世外桃源，能让人在浮躁的社会中解脱，过一段雅致的日子。
新京报：从“私奔”到“拘捕”，经历感情和法律风波后，王功权又回来了。
王功权：大家老说我回来，我不知道是从哪儿回来，蛮有意思的。
新京报：你会回望来时路吗，就像柳传志说的“复盘”，如果重来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王功权：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总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即便走过的风景再好，经历再快乐，也会重新选择不同经历的路。但这不意味着对今天走的路后悔。
新京报：至少你无悔曾经的选择。
王功权：没有，谈不上有悔和无悔。我真的不会反思，更愿意对未来多一点思考。因为反思过去很痛苦，人总是有立场的，我总不能把自己定义成混蛋王八蛋，还要照顾我的尊严，为自己辩护。俗话说，后悔也没用，更何况不同的经历，总有好处。看守所里面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不知道。你害怕，我不害怕。
新京报：经历这么多，你觉得自己有变化吗？
王功权：肯定有，但人的基本东西不会变。
新京报：你是说，在情感和事业之间，你还是会选择情感吗？
王功权：可能相对来说是这样。但情感这个词不一定准确，所有和人相关的东西，我都会更倾向一点。如果这块有一分钱，同时有一朵花，我宁愿选择这朵花，前提是不会饿死。感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如果你能理性的讨论，就不是感情。
新京报：你这样性格的人，适合创业吗？
王功权：这么多年来，不管大家说我是性情中人，还是诗人，但只要涉及投资、职业领域，我是一码归一码，分的很清楚。我做企业、创业的时候，不会那么任性。何况还有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呢，我浪漫，人家不一定浪漫。就像上次看陈年的小说被感动了，但该不投资还是不投资。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分裂的人，该理性的时候还能理性。在工作方面，我还是比较完美。
新京报：你现在怎么给自己定位？
王功权：我希望自己是创业者。但实际可能介于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状态。创业者来找我，我不可能全不见。
新京报：你之前对媒体说，出来后跟薛蛮子讨论过在里面（看守所）读书心得。你的心得是什么？
王功权：有人说我有政治理想，不是的，我只是珍惜这样一个公民的角色和权利。还有人对我有更高的期待，我理解大家的好意，但我总是要活我自己，不能活在大家的期待里。人生有限，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活，不让自己失真。最后假如把自己装到一个壳子里，那就太辛苦了，所以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
新京报：你现在觉得自己活明白了吗？
王功权：这个不好说，但我不在乎很多事情是肯定的，比如不在乎别人是不是给面子，到哪里，人家是不是接待，是不是首座。
新京报：你说投资和创业圈很浮躁，为什么？
王功权：第一，创业态势很猛，但创新很少，大量是拷贝。一个地方做了下午茶，你刚搞明白什么是下午茶，抬头一看，周围一大堆。搞APP，你做化妆，他做美容，同质化特别严重。而现在社会又用“运动化”的方式强烈推动这件事情。创业应该是市场化行为，就像窗上的窗花一样，应该有它的逻辑生长出来，不是靠地方政府批地、补贴造就的。
新京报：怎么定义创新？哪些企业你认为是创新的？
王功权：我理解它是对原有的观念、秩序发生巨大的冲击。现在的很多创业，只是把互联网当做工具而已。滴滴打车算创新，它做了大家原来想不到的事情。
新京报：浮躁的第二点表现是什么？
王功权：太心急，随便弄个东西就想跟马云比。阿里巴巴从创办到上市走了15年，有哪个风险基金有15年期的？还没等公司上市，基金就得卖掉权益。京东有上千亿的销售收入，没有利润，它原来的模式是完全失败的。现在他们回头要做大数据，做金融、保险，才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我的意思是，从最初投资，到公司上市，一路上千山万水，创业者要足够聪明，不断采取措施，很少企业能爆炸性成长，商业模式的建立也需要长时间打造。创业者和投资人，都需要比较长久的考虑。
新京报：BAT当时是因为大家看不懂，现在看懂了，不能再错过下一个BAT。
王功权：我看不出来中国在20年内还能出现这样的公司。企业成长是需要社会环境的，马云做阿里巴巴时，整个互联网都没成熟，政府监管政策还不知道怎么制定的时候，它就涨起来了。创业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上没有任何轨迹是可以复制的。马云，马化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样的环境不可能模拟。
新京报：不能模拟阿里，可以做一个别的。
王功权：成功企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具备新闻效应。阿里从创业到现在，有多少媒体替它做了免费宣传。苹果、雅虎、谷歌、Facebook，都有新闻效应。你要做一个类似，媒体还会跟吗？如果要品牌投入，这得多大的投入才能顶住。大家说马云是外星人，他是超级聪明，20年内再出现这样企业的概率很小。他们的成长和中国的互联网成长是同步的。
新京报：为什么美国可以？
王功权：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美国不是一个量级，全球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再造一个硅谷。硅谷庞大的技术积累、服务配套，都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报：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硅谷的发展日新月异。满大街的人讲的都是风险投资，大大小小的聚会也都是在讲这种商业模式。现在的北京是不是很像当时的硅谷？
王功权：表象看起来像，但本质是不太一样的。大家都在创业，这是好事情，但我们在创新能力、体制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世界很多地方都想做纳斯达克，搞一个创业市场。
新京报：中国现在新三板就是啊，不也很好吗？
王功权：我们想超过他们，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全球资本运作；第二，全球人才涌入；第三，国家有能够修正问题的管理机制。但很难。
新京报：你把大家的梦都击碎了。
王功权：我是说大家要调整预期。20岁的人High起来了，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应该给大家一些理性忠告，让年轻人警醒些。我的理性不一定对，可能会在青年人的挑战中被否定，但就像一个在学走路的小孩，大人总是告诉他注意前面有坑。我只是愿意把真实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新京报：投资圈的浮躁怎么体现？
王功权：咱们国家很容易就迅速产能过剩。现在遍地的孵化器快比创新公司还多了，这就是浮躁的表现。供过于求，然后恶性竞争，回头一大堆死掉。
新京报：有人说未来七八成孵化器会死掉。
王功权：我完全赞同。
新京报：现在天使都上千万了，企业的估值很高。这也是浮躁的表现？
王功权：是。原因有两个，第一，行业竞争者太多；第二，大量不专业的新团队冲进来，价格一定会虚高。
新京报：你是说现在投资人太多？
王功权：对，投资人太多，而且没有经验，大家就哄抢，把价格炒的很高。都不用股价跌，即便是公司上市了，大家去算算账，挣钱的（投资人）还是少数。当然中国市场有特殊性，最近大家对新三板很热情，但我认为至少一半企业会死在新三板上。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王功权：你可以查查纳斯达克市场上死掉多少企业。我说的“死”，是指往前走也走不了，往下退也退不下来，最后后悔不如不上新三板。比如最近新三板的某些话题企业，大家不看公司运作规范与否，投资的企业怎么样，看到它的平台上有几百个项目，就觉得它非常有价值，总觉得这里面总能赌对几个。投资不能这样去赌，也加大了泡沫。最后还是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新京报：关于一半死亡，你能给出一个时间期限吗？
王功权：从现在开始，不到三年。
新京报：你炒股吗？
王功权：不炒，有生以来，一股都没有买过。那是我不熟悉的领域，谁愿意挣就挣，挣钱我不眼红，赔钱我不心疼。
新京报：中国现在资本过剩了吗？
王功权：不是，中国仍是一个资本紧缺的国家，是投资机构出现问题。这跟我们可投资产品少有关。国内大家最感兴趣的投资，第一是股市，第二是创业，都带一点赌徒心理，想拼命赚快钱，赚大钱。但世界上所有的风投基金都是社会资本很小的一部分，不会涉及主流资金，因为它的风险很大，但我们这里全民都是风险投资人。原来太太们还能炒房，现在房子增值空间小了，大量资金就到这里了。
新京报：最近大家都说创投寒冬将至。你怎么看？
王功权：我认为是回到比较正常的阶段。市场价格下来了，可预期的回报率就下来了，直接反应是这样的，已经影响到投资界了。
新京报：现在对生活和事业，你怎么规划？
王功权：我现在和一些青年人创办一个公司，推度假产品。旅游在中国已经非常火爆，但我认为大家还需要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和家人安静住一段时间的度假产品。
新京报：什么样的产品？
王功权：我们会在距离景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选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建一个小型精品社区。大概二三十个居住单元，每个单元风格都不一样。社区早晚提供一些文化艺术知识课程，比如民族、禅修、工艺、养生等。大家可以自愿参加课程，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可以在社区里相识、交流。当然也可以不参加（课程）。你可以理解，我们想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旅游。
新京报：这和旅游产品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王功权：旅游是观光，度假是住下来，在浮躁的社会里，给身心一段放松的时光，过一段温馨的日子。能写点东西，是有文化的，雅致的（社区）。
新京报：度假社区会有多大规模？
王功权：不会很大，每个单元80-90平方米，但会营造一种家的舒适感。有些地方我们已经选址完毕，正在规划设计。
新京报：会在选在哪些地方？
王功权：目前已经签约在设计的，包括香格里拉，主题是藏族民俗和宗教文化，里面的建筑倾向一些对人生、生和死的反思；福建的土楼，主题是土楼的建设文化、扬州的主题是美术和曲艺。此外正在推进的还有大理、雪山、卢沟湖、雁荡山、海南三亚等。
新京报：你是要在浮躁的社会里，建出一个个世外桃源？
王功权：完全正确，我告诉你，就是小桃源。
新京报：你是怎么产生这个想法的？
王功权：跟我自己的状态有关，我走过了很多地方，希望能在这样的地方住下来。写点东西，接触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这是我渴望的状态。有了这个想法后，跟社会的一些朋友聊，大家都表示同感。当然，从商务的角度，比较忌讳这种状态，自己感觉好，不一定有市场。
新京报：你都跟谁聊了？
王功权：这个就不具体讲了，大家都表示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他们都想参加，过几天跟平时不同的日子。
新京报：也就是说，我如果在你的社区度假，很可能遇到你好友圈里的那些名人？
王功权：当然会，我们会给大家很多惊喜。不管你是什么社会地位，在我们这里，可以和你地位完全不匹配的人互动。这是蛮挑战的。
新京报：这些名人本来想度假，很有可能被人不断打扰。怎么办？
王功权：我们的用户信息，是不公开的。除非是用户自己组织的，不然之前不可能预知谁住在社区里。
新京报：大家说王功权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人，你不觉得这个产品也是一个理想化的产品吗？
王功权：我从来不考虑别人希望我怎么样，我更没有考虑这个事情会不会失败，会不会影响我的影响力。这些都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我没有办法按照社会给我打造的形象活着。
新京报：大家都这样做，不好吗？
王功权：也许好，但是这样不是我。
新京报：但做生意还是要赚钱，要对投资人负责。
王功权：当然，我是要让投资人有回报的，我会用各种方式避免投资人的损失，这些是肯定的。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业，公司进程规划如何？
王功权：目前公司刚完成天使轮，计划一年里至少完成10个建筑。四到五年内，在全国建100家。未来会开放加盟平台。
新京报：你们产品收费标准定了吗？
王功权：正在计算，年收入25-30万以上的人，应该都可以承受。我宁可亏死，也一定要坚持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只为渴望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提供服务，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去影响它。市场这么大，我们只是一个细分市场。
新京报：团队的其他几个人是谁？
王功权：董事长、总裁是杨学山，以前是潘石屹的合作伙伴兼财务总管，后来又做投资人，投资网络教育等领域的公司。除此之外，我们的设计总监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在日本做过多年设计；我们请了在美国做了多年高等酒店管理的专家做酒店管理培训；还请了一个美国大学的系主任，来做我们的文化艺术课程培训、管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 郭永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