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位经济学家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发言记录整理，个别字句有调整，未经发言者审定。感谢陆家嘴金融网的直播。
吴敬琏：
中国经济问题很复杂，用20分钟把它讲得比较清楚有一定难度，从哪里讲起？我就用了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按照逻辑顺序稍微做了点调整，把动力和创新的地位调了一下。能够解决前面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所以又加了一个改革。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五个问题——“危机、转型、动力、创新、改革”。
从2008年底对付全球金融危机起，对于避免危机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方略。这两种方略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是不一样的。根据今年在金融40人论坛的一次讨论，把它归结为两种：一种分析的思路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另外一种分析思路是从供给侧进行分析。
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2009年中国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政策，把增长速度顶上去了。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增速下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于是就引发了一个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或者叫做系统性风险。怎么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是最近两三年大家讨论的一个重心。
从需求侧进行分析这种思路，通俗的说法叫做“三驾马车”，总需求是由三驾马车组成。其实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来说是四驾马车，我们一般说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进出口。为什么会出现增速下降？是因为三驾马车的动力不够。
在2009年财新的峰会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三驾马车这个分析框架有很多缺点，它实际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出来的。按照凯恩斯主义来说，是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总需求由消费、投资、进出口和财政赤字，是这样来的。
当时就发生了一场争论，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用这样的办法去分析有理论上的问题。当然对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理论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国内的经济学家里分歧也很大，但假定它是对的，在理论上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也是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短期分析。
可是我们这种意见好像没有多大用处。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不管是政府还是很重要的资信机构，它们的分析都是依据三驾马车，由这个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就很明显了，就是增加投资。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分析，能够增加消费吗？不能。能够增加进出口吗？不能。最后就落实到一点——增加投资。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限度，因为超高速的投资增长、投资率的提高，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结果就使得我们的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按照各种各样的分析，大概三个方面的负债：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居民负债，已经到了GDP的250%到300%之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且正是由此引出了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因为到了这么高的杠杆率，出现个别的偿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直到现在从政府、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还是从这里分析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好像主管这方面的部门都忙得不亦乐乎地批项目、找钱。过去批了项目地方就上，但是现在有问题。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是有进步，不但要批项目，而且要找钱。所以这个路子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种路子是从供给侧、从供给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以前用一个函数来表达这个分析框架。今年4月，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刚刚故去的青木昌彦教授和余永定教授认为，用另外一个方法从供给侧去分析，提高供给的各种因素、各种动力去分析。生产函数无非是三个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
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余永定教授做了一个系统的分析。青木昌彦教授转用了一个所谓库兹涅茨进程来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也指出了现在存在的问题。网上能找到这篇论文，大概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这个题目。
在现在存在的问题上，我们三个人的分析几乎是一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资本继续提高投资率。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回报递减，这个非常明显，从2009年到现在，刺激的强度并没有削弱，但是它的效果急剧下降，现在增加投资几乎对于增长没有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是杠杆率不断提高，所以造成了危险。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中，劳动因为人口红利的减少，由于——用青木教授的话来说，库兹涅茨进程——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的效率有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已经接近于结束。
剩下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什么是索洛余值？按照索洛的说法就是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计算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实现增长。也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直努力想实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按照这种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转型，也就是我们题目的第二项。
怎么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呢？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
这个源泉因素是什么？刚才已经说了，从过去以投资为动力，转变为创新效率提高为动力实现增长。但是为什么提出了20年都没有实现呢？其实我们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用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的一句话，“存在体制性障碍”。九五计划有进步，十五计划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是有倒退。
所以十一五计划里面，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为主线，那么就要改革。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说法，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附带说一句，其实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跟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十六届三中全会说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呢？叫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完善这个体系，要实现十四届三中全会讲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改革这件事又是自我革命，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何必改呢，2003年的时候经济情况很好，所以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
我们就分别说一说，怎么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危机。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现有的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辅之以适当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调节。
要推动转型和寻找新的动力，以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效率为动力，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推进改革。按照这种分析做出的结论，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不同结论。
控制化解风险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是有些办法的。比如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和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有一些在做，有一些做得很慢。
比如偿还社会保障基金欠账，上海做了一个小的，就是把家化卖了。山东正在拨付地方国有资产30%从事社会保障基金，十八届三中全会里做了明确规定。但是两年过去了，从中央层面来说到现在没有动作，据说正在拟定方案，另外辅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野村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出现资产负债表问题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很少，因为这时人们都要提高手中资产的流动性，由于现金为王，所以即使放松银根，大概也不会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因为那个地方流动性很差，要抽出来很难。
中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它会跑到资产市场上去，出现股市泡沫。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股灾，它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流动性一直是比较宽松的，除了今年因为外汇占款降低了，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上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有些季度流动性是有些紧，但是从2009年以来，流动性一直比较宽松。但是你寄希望于货币，它并没有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因为从股市上要抽走很容易，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财政政策还有一点余地，实际上现在财政赤字大概是GDP的2.7%，因为动用了过去的结余，所以从公报上看是2.3%，财政部门也同意。但是这个钱怎么给，现在还是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政府部门希望靠增加支出来增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力度，比如“铁公基”投资放在面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由他来用是最好的，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补贴等等。实际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效果是不怎么样的。
这个有争论，为了支持三代的无线通信，为了支持TDSCDMA据说是花了2000亿，其实效果并不一定好。当然有些支出是要增加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就是要减少收入。所以我一直是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我们的税收还是太高。
最后根本的一条就是推进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推进改革。这两年来我们的改革还是有进步的，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说简政放权、审批制改革。但是根据我们21世纪初期做过一次，那个东西很容易走回头路，还是要把它制度化。
制度化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制定负面清单。本来这件事是中美投资谈判里提出来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它推广到国内的改革上。负面清单在自贸区的工作中，因为行政部门往往不愿意放权，所以到现在为止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仍然太长。至于国内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正在制定，还没有制定出来。
另一方面要按照李总理的说法，对于政府来说，它是跟企业不一样的，正好相反，法无授权就不可行，所以对于政府授权要做正面清单。
而且现在政府官员们不作为的情况很严重，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职权不清楚，所以审批有风险。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都有比较大的推进，特别是金融改革中间两项：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这个改革比原来预计的快一点，但是最近汇率市场化发生了一点问题，有些方面的改革似乎进展太慢。
有一个消息，证券法本来是9月二审，结果二审取消了，有人说今年就没戏了。注册制的改革，如果证券法不修订，大概就不行了。像这些方面，怎么想办法要做得快一点。价格改革，深改小组已经讨论通过了，当然这是讲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看来今年有望在第四季度展开。
我自己觉得很关键的但是进行的最慢的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在9月1+N的文件一个一个公布了，看来就要启动。我看起来有几个争论性的问题还不是太清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最后一个是自贸区。自贸区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自贸区已经有四个，很多地方官员把建立自贸区看成是取得优惠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这和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有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讨论自贸区的讲话，报上发表了，他说为什么要建立自贸区呢，目的是要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开始的时候比较快，最近好像步子有点放慢，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快。这不是我们上海地方问题，我们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也好，作为一般的经济学家也好，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应该推进。如果按照习总书记的说法，最近发生的TPP协议达成，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光是一个挑战，而且是机遇。
通过自贸区的建设，可以使得我们的对外开放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变化中，能够实现我们以开放促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夏斌：
各位好，今天讲几个观点。
第一，能否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通俗的判断，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前提。现在市场上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混乱。
现在经济领域里的新名词、新概念也太多，很多专家在论证、解释概念，但是市场一点不领情。加上近几个月来资产价格信号混乱，改革措施的出台市场上又等不及，总感觉有的改革怎么还不出，引起市场上判断的混乱，导致投资风险偏好进一步下降。特别对于一些有钱想投资又正在犹豫的投资者，更影响他们的预期。不稳定的预期增加了，对稳定增长增加了负面影响。
我认为在形势的判断上，用语用词一定要讲究。所谓讲究不是要推新，不是一定要花哨，就是要朴实、准确。如果你做形势判断，那就要符合哲学上讲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即是对当下形势要准确描述。什么是当下？它是不包括对过去模式特征的描述，也不包括对未来发展动力及其功能的刻划和前景展望的描述，当下就是当下，你把当下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对形势的判断。
第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美国经济危机后持久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这是我在2011年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时的判断。2011到2015年已经过了几年，因为改革滞后耽误了一些时间，我认为2011年的判断没有变，不需要变，我们也不应该回避既简单又准确的是调整两个字的判断。什么叫调整？调整的核心是讲什么？原来那套发展方式所维持的制度、政策不行了，要调整了。
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里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调整已经讲了很多，什么叫转变，什么叫调整，讲了很多。所以我们应该很准确的判断当前的形势就是调整时期，那么进一步就要判断。
既然是调整，就要向国民讲清楚，坦然承认调整意味着什么。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下来，意味着一些企业、地方政府、平台要破产，实业压力可能会加大。当然服务业、互联网新业态可能会弥补一点，但是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讲调整，速度要下来，企业破产要增加，实业压力会增加，这是一般的市场逻辑。
当然一些风险会出来，130多万亿的M2，我们的GDP就60多万亿，速度下来了，这么多货币在外面，风险自然会暴露。同时我也认为在讲问题的时候，速度调整下来，企业就业，风险等等问题要暴露。同时我们应该很坦然的向国民讲，即使如此，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当然所谓大不是两位数，即使是6.5或者是6，在大国经济中也是绝对的高增长，这个观点已经讲了一年多了。
在大国经济体制中间，我们要跟美国、德国、日本、欧元区比，我们6.5%、6%也是绝对的高增长。第一是中国的增长潜力很大，第二是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积累了不少，政府应该有信心帮助大家在调整中间克服困难，政府应该坦诚。我们即使砸锅卖铁，能不能在调整时期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就是有基本的就业。
系统性风险不爆发，只要守住这两条底线——就业和金融。我们把问题和困难彻底向市场和国民讲清楚，速度下来一些，我认为大家能够接受。我们把调整方向、任务和目标也向市场讲清楚，怎么调，调到哪里去，结构怎么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么样。把这些都讲清楚，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
如果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同时大刀阔斧搞改革，配上及时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聪明的市场明白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前景，因此预期肯定会比现在好。现在因为有的讲好，有的讲坏，一般的投资者就慌了。在座有些投资者都明白，都搞不清楚，会不会到底还是怎么样，我认为这些都应该讲得清清楚楚。讲清楚以后，市场预期肯定会比现在好；讲清楚以后，投资也会多一些，除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还会增加。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出清太少，动作太小，对困难问题遮遮掩掩，不敢面对。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恰恰又认识不够，判断到底准不准，其实市场人士非常清楚。
我在上海搞了调研，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告诉我，他们把债务进行重组，反映了一些情况：市场人士非常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专家还在引导大家讨论下行是在7%、6.5%还是6%，这对微观企业并不重要，敏感的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他们需要炒作概念，他们非常敏感关心宏观数据。
比如说GDP零点几的百分点，CPI、PPI零点几个点的变化，市场的专家马上就长篇大论，但是我们细想一下我们在座的校友企业家，跟你有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关系？
当然各行各业不一样。所以媒体、专家不停在讨论这些东西，恰恰使得企业和市场更加紧张，更不容易形成准确的市场预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时，部门间的信号不协调，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动，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很有力，很看好。如果我们自己的决策不争气，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最终会被耽误，工作会越来越被动。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我们当前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第三，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我是讲一般的市场经济的道理。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的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典型的是81年前1929-1933的美国经济大危机。
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我认为人类经济史实际上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史，关键是你怎么认识、怎么处理。当然我这里讲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预，有节制的干预，并不认同政府随意的大规模的干预。
然而因为调整中经济社会会出现干预的政府和市场双方都预料不到的事件。投资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调整必然性的同时，当某天看到周围大量的各种宏观微观数据下行或者恶化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会下降，社会投资调整就会过度，出现超调，进一步恶化增长预期。所以这个时候政府在调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种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要学会如何引导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
第四，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济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产生于美国危机前，暴露在美国危机后，我们要看到最大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至于怎么调整，早已写到党和政府的文件，就是改出口投资为主转为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模式。
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和鼓励创新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一定要看到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是讲总量、结构、创新、企业家精神，是讲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调整首先直接讲的是总量经济，是讲总需求、总供给。GDP中间消费占比的提高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一定也是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有根本性的调整。
最近GDP中间消费贡献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出口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而得到相对的提高。我们近期的舆论每天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但对消费增长动能的寻找，对扩大消费所紧迫的制度改革动能的寻找强调的不够，花的精力不够，措施不有力，舆论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我们想想每天报纸上讲的是什么，是重点讲消费吗？我们战略方向调整最后肯定消费的贡献率最高，结构是消费，慢慢往这方面过渡，但是现在形不成力量。尽管提高消费是个慢功夫，尽管对居民消费的高与低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客观来讲，最后中国调整的结果肯定是三驾马车的中间消费的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发展方式不可能转过来。
所以尽管是慢功夫，但是我们必须给予正名，给予首要地位的强调。多少年来这么多的规划文件，恰恰缺少加快居民消费的规划。
第五，尽快建立内部决策评估制度，把科学决策落到实处。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我们比他们多考虑渐进改革中间的协调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所以我又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事情很复杂。怎么领导？毛主席讲过领导方法，一是出点子，二是用干部。
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很差，多凭文件主义。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省里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多达1千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千多份，一年的日子365天，可以想见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事。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根本指导不了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但现在又是讲领袖、讲英雄的时代，怎么办？靠制度建设。建议在内部建立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现在正在这么做。
目前最重要的评估是对近几个月以来股市和汇市波动的反思，如果不允许反思和议论是非常危险的。短期如何防止经济由减速迅速滑向失速，减速是正常的，失速是不以定量的概念，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关键看政策制度的配套。
对于失速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有充分的顾及与准备，另一方面要充分顾及到叫了几年的调整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对于短期内能否马上找到特别有效的圆满的政策措施，不要估计过高，当然工作应该想尽办法尽力。
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新的增长点在方向上、文件中应该说找到了，任务也布置了，但是微观情况仍然相当不好。市场预期非常不稳定，怎么办？现象表现为金融，是资源配置有问题。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间的结构和改革问题。
我们当前的资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地方大量的债务压力和地方平台的庞氏骗局，以及一些大国企的产能过剩，吸走了大量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八个瓶子七个盖，盖来盖去缺少一个盖，要打破一个瓶子，僵尸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该破的要破。
新增长的动力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源的没有动力——地方平台和国企；有动力的没有资源——中小企业和民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命脉关键是什么，就是加快国企改革。
整个社会形不成好的预期，没有好的预期就不可能形成大量的投资增长，对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转型调整和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一词，怎么办？改革的内容很多，国务院也做了大量的布置，我在此就其中几点讲点意见。
第一，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赶紧剥离重组。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不要再拖累他们新的投资。那么就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让矛盾暴露出来。不要再增加金融市场的扭曲行为，按照市价或者溢价打折。剥离不良资产，让银行先承担一块损失，然后继续在市场上经营，最终损失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背。中央可以先承诺担一块，剥离的事赶紧办起来。
第二，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要重视大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收购兼并，这是经济增长的大头，从总量上讲远远比抓创新、新业态重要。我们要打破常规，大刀阔斧。财政和银行应该尽快安排一批专项资金搞收购兼并，特别要支持民营企业对竞争类国企的收购兼并，加快传统行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国退民进，明确制度，防止秋后算账。说曾经的国有资产流失，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专兼和命脉。
第三，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弥补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国庆长假一年中国流动旅行人口7亿4千万，你想想多少在坐火车、飞机、吃、玩。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没减弱，我们应该进一步再深挖减税的潜力。
第四，认真反思今年股灾和汇市波动中的教训，以全球视角充分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慎而又慎，要做到不赶时间，不赶任务，实事求是，水到渠成。我们要利用好资本账户仍然部分管制的时机，在解决好大量僵尸企业和一些旁氏骗局的基础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应该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的负债率。这个前提就是资本项下的管制问题，这个前提是僵尸企业要出清。
第五，当前中国产能问题严重，但中国这么大，又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我们不要自己捆住手脚。在控制好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把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给沿海地区的土地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等优惠，允许在中西部继续实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有助于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当然前提是在尽可能控制重复建设的情况下。
谢谢大家！
刘世锦：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早上好。今天是复旦的校友聚会，我不是复旦校友，一直想成为复旦校友，但是至今未如愿，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也没当过首席经济学家，回头跟夏主席申请一下。今天我想谈这样一个问题：实现转型再平衡要过三关。
大概在五年前，我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当时的依据主要是观察了一些国际经验，但是这个判断多数人是不认可的，当时我们也是有点压力的。五年过去了，这种压力应该说没有了，因为这已经是个事实了。
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一些理论问题，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但是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没有研究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也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实践，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领域。其实刚才谈了很多现象，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把线索和逻辑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目前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点，我想在座的诸位最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用的概念叫做转型再平衡，就是10%左右的时候，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是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
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
所以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地。第一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主要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不展开说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它是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的时间争议比较大。去年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些人还讲，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的调整，但是我们判断是一个历史的拐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去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这个总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到30%，去年是11%，原来我们估计今年会不会降到7%左右，但是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4%左右。最近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
当负增长什么时候变成正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我们讲的底的问题，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
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来的过快。所以还在稳增加，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过去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有一些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能不能打开，打开以后投资潜力还很大。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讯。电讯最近一直在讨论能不能资费降低，据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最近也有一些举措。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是你让它降资费，而不是自己要降资费，基本的问题还没解决。能不能放进去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冲一冲，有一个竞争。
另外比如说石油，我以前也跟上海的同事讨论过，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这个我们以前做过一些研究，也一直在推动这件事。这个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打通国内引入竞争以后，未来大家为了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像宅基地的改革，一直是有顾虑的，顾虑农民把宅基地一旦转让以后，把那点钱拿去喝酒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种人在咱们上海有没有呢？我看也有，但比例不会太高。这些人的问题你要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处理。
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在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通过交易，它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我想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
比如像北京最近讨论京津冀协调发展，北京和天津本身还有一个大的投资空间。比如说房地产，我认为空间不大，但是北京和天津之间、北京和唐山之间、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能不能设想它有几十个甚至更多的5万人、10万人、15万人、20万人的小城镇发展起来。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花种草种菜，有什么事开车一个小时到北京，坐高铁20分钟就去了。据调查，北京有5%到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是要转到中小城镇，这样它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的那么快。
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需求过去五年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它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它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这些重化工业，现在称之为严重过剩产能的行业，它的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的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所谓现在讲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在座的很多研究经济学的同仁们，经常要用通缩这个词，但是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它是由于我们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地收缩而形成的产能。这种产能你把货币放出去以后，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PPI的下降只是一个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这个东西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称之为严重过剩的产能的行业是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是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也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这五大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去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上来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减产能。比如把这些产能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产能可以减下去吗？我们说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现在企业价格下的那么多，关门了以后不就供求平衡了吗？在国外也不是这个情况，在中国更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第一，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的，产能严重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加的压力是更大的，因为减产能和稳增长是有矛盾的，我们减产能以后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
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看到这个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你们都减，你们是落后的生产力，我是先进生产力。最后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说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
很多人也提了建议，让僵尸企业退出，这个话说得很正确，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最近调研了一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块钱，卖200块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块钱，我说这能够熬下去吗，他说没办法，停产以后问题更多。怎么样熬呢？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大家知道实体经济用这种方式支持的话，实体经济能熬多长时间。
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
第三关，新的增长动力要能够形成，部分有效的对冲原有动力要能够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所谓新的产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的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
第二，转型升级，现在讲机器换人工以及绿色发展。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首先是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其次，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包括需要更多复旦毕业的同志们出去发挥作用。农民工也需要，但是更多需要中高级的素质。投资需要风险投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点，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有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我逛商场看生意最好的就是五楼和地下一层，是卖饭的，剩下几层往往是顾客没有，营业员多。最近一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再比如说Uber、滴滴打车这些出来了，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
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我注意到有关地方政府，我想他们心里是清楚的，资源分配是得到改进的，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们都不敢明确表态说支持这个事。我想还是应该有个态度，还是要解决问题。
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据说现在几百万台机器人是要上线的，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怎么办，人可能要下岗。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它会引来相当严重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个严重冲突。这对我们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预期的增长动力，现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包括我们各位企业家，你在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
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我们政府经常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有时候也有成功的，但是以后这种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是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把利益、机会、信息都给它，让它去试错。市场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正确的人会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通过进一步放开准入的办法；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的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在转换增长方式，在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真正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比如年中或者左右。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但是效益很差，甚至风险加大。这是一种情况，就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刚才讲的后两关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转型这三关过好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将来6.5%甚至6%，它每年的新增量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了创新能力以后，中国人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谢谢大家！
（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